台灣有許多好老師,為著把孩子們教好的初衷,投入了這份志業。當老師後,才發現生命常虛擲於永無止境的填表格上。對於無法將生命全然投注把孩子們教好,基層的好老師都感到非常的無奈和痛心。
台灣社會,常為了防弊而流於形式主義。特別是各級政府,為了擔心資源被濫用,總有多如牛毛的考核規定。結果往往是擺爛的人依然擺爛,卻累死了真正想做事的人。整個組織的生命力,常因過度的考核而窒息。
以教育為例,楊校長是位小學校長,她跟我說:
【台灣新生報/2012.09.03】
孩子不在乎他人感受,肆意非為、歪理卻氣壯的情況,應該是老師在班級管理上最頭疼的現象之一了。而且一不小心,很容易在孩子胡言頂撞下,演變成師生衝突。
同學讓老師生氣的歪理很多,例如:「我媽媽都不管,你管什麼?」(此處「媽媽」可以自由替換成校長、教官或隔壁班老師。)「我是為了讓你高興所以說謊。」「人沒有道德又不違反法律。」……有的孩子就這樣和老師辯駁10多分鐘,怎樣也不肯承認錯誤。如此「頭頭是道」地捍衛立場的孩子,多半都很聰明,平常也看似明辨是非。但是犯錯當下,情緒失控之際,就會冒出一堆匪夷所思、聽了夠嗆,許多老師謂之為的「鬼話連篇」。想當然耳,這樣強詞奪理的孩子不僅難以要求,在班級人際關係上,也時常觸犯眾怒而不自知。令人擔憂的是,如此情緒障礙的孩子越來越多,不僅讓老師疲於奔命,班級問題也隨之升高。
我遇到過兩個「逞口舌之能」較為嚴重的個案,同學人際關係都不好。巧的是,這兩個同學的家庭有個共同點,那就是父母不約而同地告訴我:「我們從來不打他,從小都和他『講道理』。」雖然我也不贊成體罰,但是一定要有讓孩子矯正錯誤的方法。那麼小年紀的孩子就目中無人、一副「你奈我何」的模樣,實在不能不讓人覺得家長並非「講道理」、「善溝通」,而是對孩子「無法可治」,導致他認為許多事情僅憑口舌、硬拗、不認錯就可以過關。顯然家長「講道理」的教育方式沒有出現孩子「尊重道理」的結果。
最令人困擾的是,由於這樣的同學在言語上不遵循社會規範,所以在對老師、對父母陳述時屢生誤會,甚至到要交叉對比、仔細蒐證才肯說實話。許多老師為了不願惹上麻煩或是避免衝突延誤進度,也就對這樣的孩子睜一隻眼閉一隻眼。曾經有位資深輔導老師觀察其中一位孩子的狀況之後對我說:「明顯孩子從小就被寵壞,學會用強辯就可以解決事情。」當孩子年幼時就對權威存有漠視、挑釁的想法,毫無敬畏之心,可以想見他會在團體生活中與老師會產生多大的問題。
姑且不論孩子是否被寵壞,倘若在孩子扭曲強辯之下,家長認為小孩不理解、不明是非,就希望減輕處分,往後只有變本加厲。我曾經因為一位同學屢生事端,家長拒絕面對,我只有要求輔導室的特教老師協助,了解他是否有特殊障礙。老師思索片刻以後對我說:「家長如果不同意鑑定我們也沒有辦法,但是我建議老師該處分的還是要處分。因為如果他沒有問題,只是養成了壞習慣,就應該矯正。如果他鑑定後真的有情緒障礙,也應該接受輔導或處分,否則我看過很多孩子父母拿這個藉口當免死金牌,漸漸地小問題就變成大問題。」
因此,父母的態度才是最大關鍵。然而相反的是,時下許多家長都會動用媒體、法律、民代、議會、攻擊的方式對校方與老師施加壓力。如果凡事都以孩子的角度為角度,哪叫「溝通」呢?只是要他人聽命罷了。曾有老師如此哀嘆:「教育過程最大的挫折不是來自孩子,而是父母。」許多只有父母可以忍受的壞習慣,卻要團體成員來承擔,怎能不成為老師莫大的壓力以及滋生事端的導火線?
上述兩個同學,其中一位因為父母支持老師,願意接受輔導,在多位老師與教官的監督下銷過,欣喜的是在他畢業之前判若兩人,除了不再強辯、彬彬有禮之外,基測成績也大有進步。而另一位同學,則因為家長過於聽信孩子的話,認為應該特別體諒同學,甚至不惜動用民代,導致學生表現益形極端,最後基測成績也不如人意。
即使在面對歪理時難免火冒三丈,然而我始終相信「沒有人會故意惹人厭」,因為這違反了人性。日前一則新聞報導,使我對於這樣的孩子有了更深的了解。三總精神科醫師發現,有一些被貼上「白目」標籤的青少年,其實是腦部出現問題。研究發現這樣的孩子面臨挫折反應時,腦部某一區域不夠活化,必須配合吃藥與情緒治療。這讓我想到2004年時,由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的AntoineLutz和RichardDavidson所發展的研究,證明了打坐可以改變大腦的結構和功能。研究發現,長期打坐的僧人思考更正面,在聽到求助的聲音時,比普通人的腦部更為敏銳。這些都說明了「不講道理」、「缺乏慈悲心」,並非天生也非不治之症,可以透過輔導治療、打坐而改善。我理解到原來孩子的歪理強辯也是一種病,而最好的方法就是學習打坐靜心。這樣的發現對教師來說,不啻是一大福音啊!轉載自「大紀元網」
http://tw.news.yahoo.com/世紀專欄-孩子為何歪理-堆-160507822.html
如果一個藥廠要推出一個新藥,是不能隨隨便便就推出的,必須經過非常複雜的檢驗制度,包含動物實驗和臨床實驗,臨床實驗也要得到病人同意。可是有一種人對教育有特別新的想法,卻有權立刻下令實施。
上次教改將建構式數學列入教改項目,實施結果使大批學生數學能力大幅下降,這些學生成了這個實驗的嚴重受害者,現在回想起來大家都感到困惑,為什麼有人可以將無辜的小孩子作為實驗對象。
前幾天我看到基北區的特色招生題目,有一個題目中的句子是:「房子的旁邊是房子的旁邊是房子的旁邊是躺著的一條路,路上站著一個手提米黃色油漆桶的女人」,根據這些句子出了好多題目,這些句子引起很多困惑和恐慌,因為考試題目問為何作者要寫這樣的句子,後面還有一段提到為何文章中油漆是蛋黃色的。我們誰都知道文學家的原始想法是不能拿來作為考試題目的,因為作者隨便怎麼寫,不同的讀者可以有完全不同的解釋。這也就是文學的奧妙之處,未來的考試如果是這種樣子,我實在不相信我們可憐的孩子能夠應付。
考試題目中還有一題是數學的,居然強調情境;數學的敘述絕對要精確,不同的人只能有一種解釋,因此絕對不能有情境,這是普通常識。我將那個題目給一些大學教授看,大多數的人根本看不懂這些題目在說什麼,可是有二位教授回答了這個題目,兩位教授的答案完全不同,看他們的解釋就知道,他們對題目原來的意義也有完全不同的解釋,最有趣的是他們的答案又和報紙上公布的標準答案完全不同,而且根據標準答案他們都得零分。
這些題目使我感到有人正在悄悄地進行一個教育大革命,我的問題是為何他們有這種權力,政府正在雷厲風行的推行免試升學,也是在推行一個沒有經過檢驗就貿然實施的新教育,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新教育會不會製造新問題而且帶來新災難。
我們怕病人被有副作用的新藥所害,所以訂出嚴格的檢驗制度以確保新藥不會造成嚴重問題。教育當局也應該在推出新觀念之前謹慎考慮,因為教育對小孩子的影響非常深遠,不好的教育制度對於小孩子往往造成不可抹滅的損害。
我們應該確立一個觀念,就是教育可以做小幅度的改進,但絕不能輕易地做大幅度的改革。尤其我們不能看到外國的一些制度就將他們搬到國內來。我們最近不斷有教育上的改革,大家實在應該停下來靜靜地想一想,這些改革真正的改進了我們的教育嗎?我們當年希望能夠打倒補習班,補習班數目是增加還是減少?如果我們一直沉迷於改革一定是好的,結果我們看不到改革的好處,但是造成學生、家長和老師的困擾卻又是顯而易見的。
http://udn.com/NEWS/OPINION/X1/7339577.shtml
從去年底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(OECD)公佈的「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畫」結果(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,簡稱PISA),名列前茅的國家中,唯一不是亞洲國家的就是芬蘭。
芬蘭是如何改造教育體系,又是如何超越其他西方世界國家呢?早在60年代,芬蘭學生的成績在國際間只列在中等,到了1971年,執政當局體認到要改善國家經濟,挽救國家前途,唯一道路就是從教育著手。到了1979年,芬蘭已經規定想要擔任教師就必須取得碩士學位,時至今日,想要取得該國8個教育碩士班的入學許可證,可說是競爭激烈,每10個申請人只有1個可以進入。而這些走入中小學授課的老師,他們的薪水跟同年畢業的其他科系大學生相比,收入還略高,達到102%。